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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蒋介石角度出发剖析西安事变的和解的论文

   日期:2019-12-18     来源:www.zhixueshuo.com    作者:智学网    浏览:678    评论:0    
核心提示:  下面是关于基于蒋介石角度出发剖析西安事变的和解的论文,欢迎阅读借鉴,期望对你们有协助。  摘要:蒋介石是西安事变的人

  下面是关于基于蒋介石角度出发剖析西安事变的和解的论文,欢迎阅读借鉴,期望对你们有协助。

  摘要:蒋介石是西安事变的人质, 同时也是事变的核心人物, 他的态度对事变的解决起着决定性功效。西安事变的顺利解决具有历史势必性, 当时民族意识一般觉醒, 且大多数民众将救国的希冀寄托在以蒋为核心的南京政府上, 因而期望维护现存规范, 这在一定量上成为西安事变得以和解的要紧起因。

  关键字:蒋介石; 西安事变; 和解;

  1936年, 杨虎城与张学良为逼迫蒋介石一致对外、共同抗日而发起西安事变。这一事变成为从兄弟操戈到共同御辱的转折点, 在国内抗日历程中占据着要紧影响。学界在这一范围的研究亦从未停止, 研究角度较为多样, 成就颇丰。学者何扬鸣论述了国际舆论对西安事变进步的影响;[1]左双文剖析了西安事变后以戴季陶、何应钦为中心的南京讨伐派情况;[2]占善钦对中共与西安事变的发动、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决策转变、周恩来与蒋介石会面议判、西安事变释蒋四大热门难点问题进行了全面地探究;[3]郝银侠以杨虎城为视角研究了其与西安事变的发起、演变之关系;[4]范丽红则剖析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和解中所发挥的影响。[5]笔者认为, 这一范围的研究多从第三者如政学系、黄甫系、地方实力派、中共等角度以及从事变发起人张学良与杨虎城的角度进行, 而从蒋介石的角度剖析西安事变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因而, 笔者拟从蒋介石本人角度出发剖析事变的和解。有不妥之处, 尚请指摘。

  一

  自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 蒋介石拒食两天, 表示绝不口头应允任何, 更不会签署任何文件。16日面见宋美龄、宋子文后, 态度大为缓和, 同意两宋代其谈判。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起因, 实为自保, 他们不愿在内战中自我消耗。为此, 张、杨孤注一掷, 以软禁的方法扣押蒋介石从而逼迫其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甲、停止剿共;乙、抗日;丙、容纳抗日分子, 重组国民党。[6]蒋介石虽是西安事变的人质, 但他本人的态度却对事件的进步态势起着决定性的用途, 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

  笔者认为, 张、杨之所以可以得到蒋的口头应允, 是由于这些条件与蒋的初衷并不相悖。事实上, 蒋同当时四万万民众一样, 亦有一颗抗日之心, 这是他能接受谈判条件的根源所在。

  第一, 抗日心初具。1927年9月蒋介石首次下野后, 携夫人访问日本。11月5日会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 蒋谈到:中国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伐, 完成革命统一之使命, 期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 且有以助之。田中答到:阁下何不以南京为目的, 统一南京为宗旨, 何以急急北伐为?每提及统一中国之语, 田中辄为之变色。[7]67蒋即窥得日本不期望中国统一, 中日之间必有一战。

  第二, 抗日心日益坚挺。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蒋曾一度主战, 与其不战而亡, 不如战而亡, [8]但又意识到国弱无所侍, 不可以图一时之奋兴。中日力量悬殊, 这也是蒋一直惜战的起因, 但蒋抗日的决心却没有动摇过。1932年11月, 蒋即表示, 和平有和平的限度, 牺牲有牺牲的决心, 到了和平绝望需要牺牲的最后关头, 即当听命党国报效国家。9月至11月支持傅作义绥远抗战即表现其抗日之心。[9]1935年11月20日, 日本使者表示如中国方面对华北采取压迫或镇压的方法, 势必引起纠纷事件和破坏治安的行为, 届时关东军和满洲国断不会坐视不理。蒋答道, 对于破坏国家主权完整与行政统一的自治规范, 绝不容许。[10]270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 蒋在会上表示, 假如有人强迫大家承认伪国等损害国家主权的协定, 就到了大家最后牺牲的时候。[10]326上述一系列事件表明, 蒋的抗日意愿日益明朗化, 不再停留在日记里痛心疾首, 备战上偷偷摸摸, 宣言上畏首畏尾, 且谓蒋公抗日, 早具决心, 凡在帷幄, 均所熟悉。[11]591

  第三, 在西安事变前, 蒋与张学良在是不是抗日的问题上实则并无分歧, 只是在时间问题与抗日和剿共的先后次序上没办法达成一致。事实上, 关于联合抗日党派 和剿共的问题, 亦表明了蒋介石为抗日做筹备的一种考量。蒋介石对中共的政策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 剿共。长征以前, 剿共目的在于消除其对南京的威胁。第五次围剿胜利后, 蒋的目的渐渐演变为趁机尾随中共占领地盘。[12]307第二阶段, 剿否?长征后伴伴随日本的入侵, 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蒋分析到中国落后, 抗日必独木难支, 苏联将是中国抗日的要紧外援国。联苏就需恰当解决中共问题。长征过后红军暂驻陕北一隅, 人数不过三万, 这在一定量上免除了蒋寻求政治途径解决的疑虑。第三阶段, 和解。1935年底蒋通过苏联向共产党转达他并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同时, 期望苏联从中斡旋两党之关系。从王明发表的支持打造抗日国防政府和联军的文章判断, 苏联已向共产党传达了联合国民党的指示。但随后, 苏联出尔反尔, 拒绝向中共施压。这一态势迫使蒋只好转向国内。1936年1月宋子文及陈果夫等委托董建武和张子华向陕北苏区转达蒋试图解决两党关系的意图。[12]322但当时共产党对蒋的本意并不托底, 所以未果。1936年11月, 蒋明确告诉冯玉祥, 防共问题更为要紧, 否则不可以与俄交涉矣。[12]339

  不难看出, 面对时局不稳、国运如丝的境遇, 蒋在占尽军事优势的时候, 分析的并不是尽剿与独霸一方, 而是从更为长远的角度分析抗日问题, 即为获得苏援而不断调整与共产党之关系。

  二

  西安事变得以顺利解决, 不仅与蒋介石拥有抗日之心有密切关联, 客观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要紧因素之一。蒋介石在当时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巧踞军政大权, 使得中国无他, 便很难凝聚在一个旗帜下。这种无人能替的影响力, 是他获释的势必, 也是西安事变可以和解的要紧起因。这一核心地位亦可以从事变发生后的各派反应得到印证。

  国民党虽内部倾轧, 矛盾重重, 但面对是不是营救蒋的问题上却从无争议, 只是方案办法不一样, 分为主战与主和两派。主战派以何应钦为首, 并得到以黄埔系为核心的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响应与支持。[11]593主和派则以两宋、孔祥熙为首, 力主以和谈的方法营救蒋, 如无效再武力讨伐。[11]597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既是张学良的挚友, 又是其走向西北大联合的引路人。但是, 他并不支持张的扣蒋行动, 并提出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着, 否则中国将群龙无首。[11]602

  地方实力派亦多主张释蒋, 以消弭内战。12月23日, 控制冀察、平津的宋哲元和统治山东的韩复榘, 针对南京16日的讨伐令, 提出三个问题:一是怎么样维持国家命脉;二是怎么样防止人民生灵涂炭;三是怎么样保护领袖安全。[11]600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对扣蒋的行为不敢苟同, 指责其是一种越轨行为。[11]599统治山西的阎锡山也批判张、杨是以救国之热心, 成伪国之行动。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反应。以苏为例, 12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发表社论, 批评张、杨借助抗日运动进行投机, 名为抗日, 实则分裂, 只能让中国更混乱, 成为外国侵略的牺牲品。[11]609事变期间, 英、美、法、意驻华使节也经常互相联系, 商议怎么样施加影响, 促进蒋安全获释。

  面对西安事变, 拥蒋时髦波及全国甚至国际社会。[11]607各界人士业已认识到两广和解后, 在全国基本统一的首要条件下, 唯有南京政府有力量团结各方, 抵御外辱;又只有蒋介石能粘合政府内外各派系, 维持形式上的一致。这从侧面印证了蒋是拯救残局的期望所在, 当时内外交困的中国依然需要蒋介石的影响和力量。

  三

  蒋介石当时不可替代的地位, 是在他推行的一系列内外政策中奠定的。虽然政策拟定的初衷与推行成效存在差距, 但是, 1936年的以来各方面的进步迹象让人民重新燃起了期望。

   军事称雄

  1928年东北易帜, 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1936年9月两广平定后, 更是无人再有问鼎中原的能力。此外, 蒋加紧备军、整顿军务, 加大国防。其中包括实行征兵规范, 统一军令、政令;拟定国防计划和边区设置, 修筑国防;强化陆军, 编练一支有德国顾问整训的机械化部队;扩建空军, 购买飞机, 开办学校锻炼飞行员, 建机械修理厂等;修整海军。蒋期望倚靠嫡系军阀的势力, 通过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达成其孤注一掷的救国之望。

   财政扩收

  第一, 1928年6月起, 发起改定新约运动, 其关税自主基本达成, 成为财政收入的三大出处之一。第二, 整顿盐税, 促进盐的跨地区流动, 是国民党财政收入的第二大支柱。第三, 裁撤厘金, 设立统税。与民更始, 有利于农村商业的拓展。第四, 实行币值改革。1935年春夏, 日本在华北挑衅之时, 蒋介石即颇担忧日本侵略势头的进步, 曾急电孔祥熙做好金融币制方面的应对筹备。[13]1935年11月4日起, 南京国民政府即开始推行以白银国有、使用法币、统制外汇交易为主的币制改革。一系列的财政税收政策, 为进步国民经济、巩固国家政权, 奠定了基础。

   精神一统

  1934年到1949年, 国民政府第二首都南昌推出以教育国民为目的的新生活运动。蒋期望通过使全国国民过军事化的共同一致的新生活以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新生活运动是一次以传统儒家思想为核心, 重建民族国家意识的尝试, 但它脱离了大家的生活实质, 没有解决大家最关心的温饱问题, 片面强调培养形式上的新式国民, 不可以胜利构建南京国民政府的基层群众基础, 也不可以为其统治供应有力的信仰支撑。

  蒋自述抗战前期为埋头苦干, 以和日掩护外交, 以交通掩护军事, 以实业掩护经济, 以教育掩护国防, 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要道乎。[7]1161935年8月胡适曾说: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 是一个事实, 由于更没有其他人能和他角逐这领袖的地位。[7]116例如, 蒋在1931年12月15日, 因林森、胡汉民重压辞去本兼各职后, 仍迭接各军师长电以军费多未领到, 膳食没办法维持的电报。[]可见蒋依然是这一组织结构的核心。

  综上所述, 蒋介石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轴心人物, 在财政、军事、外交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用途与影响。更为要紧的是, 蒋介石始终支持抗日, 并在各方面为抗日战争运筹规划, 虽然成效在一定量上并不尽如人意。但是不能否认, 正是这些因素为西安事变最后可以和解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何扬鸣.西安事变时期国际舆论新论[J].浙江大学学报, 2008, :128-134.

  [2]左双文.西安事变后的南京讨伐派-以戴季陶、何应钦为中心的再探讨[J].近代史研究, 2006, :58-69.

  [3]占善钦.中共与西安事变关系研究的难题热门问题[J].史学史研究, 2012, :49-56.

  [4]郝银侠.论杨虎城与西安事变[D].西北大学, 2002.

  [5]范丽红.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地位和功效[J].东北大学学报, 2007, :258-262.

  [6]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3:383.

  [7]黄仁宇.蒋介石日记[M].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1.

  [8]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36:201.

  [9]白寿彝.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871.

  [10]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15.

  [11]周天度, 郑则民, 齐福林, 李义彬等.中华民国史[M].北京:中华书局, 2011.

  [12]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13]蒋介石致孔祥熙电 [Z].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革命文献财政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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